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的“第三部曲” 读杨民康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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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02-24 20:25:1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李银河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的“第三部曲”----读杨民康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 赵书峰 最近有幸拜读了杨民康先生的新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该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分十四章,四十五万字。主要是有关近现代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史料的分析与考证和以“仪式的眼光”来观察和描述为主的田野个案两大部分内容,该书被杨先生称为云南少数民族仪式音乐研究的 “三部曲”[①]之末篇,经过笔者的多次阅读,触发一些感想,愿与读者共勉。一、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有关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发展史及其仪式音乐的专著 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中,有关基督教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很少,特别是有关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研究也只是一笔带过(汪毓和2007:17-18)。因此,系统地梳理和考证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发展与流布状况,成为学术研究的必要。虽有寥寥几篇学术论文“不同程度地涉及不同少数民族赞美诗的问题,但迄今尚无人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此类状况进行较系统的整体研究。”(杨民康2008b:5-6)因此,其学术意义正如书中“结语”部分所说:“本课题研究着重在于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及保存的民族志研究层面上具有补白的意义作用”。另一方面,有关宗教音乐的研究,多停留在“本文”层面的研究范式上,甚少把其置入“上下文”的特殊语境里来观照和审视。即使上述两方面都加以兼顾,也被学术界视为“两张皮”现象[②]的研究。而该著除了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本体规律进行考察之外,“同时把仪式音乐置入其人文环境中,探求理解音乐是如何展现并运用在仪式之中,以及阐释信仰、仪式、仪式音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曹本冶2007:18)笔者认为,这种同时关注到“音乐及其文化的关联性研究”模式,正是弥补了这一常见性的学术研究缺憾。特别是以“仪式”的眼光来关注和考察基督教音乐,在云南少数民族整体的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功能和涵义,此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因此彰显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二、着重运用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系统、多维地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进行深层剖析与解读 纵观全书,笔者认为,作者的研究架构主要细分为三个层次:近现代云南基督教音乐史的梳理与考证、基督教仪式音乐的研究、田野个案的音乐民族志实录。作者结合第一手史料文献,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发展历史做了一个历时性的梳理与考证。在“基督教仪式音乐文化丛系统”研究中,作者提出一种“结构分类法的观念”,将云南基督教仪式音乐看作是“信仰体系、仪式(行为)与仪式音乐三者(缺一不可)构成的整体”,将其由里及表的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层次---封闭型仪式;中介层次---开放型仪式;外围层次---宗教节庆期间举行的公众仪典及歌舞音乐活动。(杨明康2008b:110)笔者认为,此种结构分类方法,避免了以往单纯地对宗教音乐纯“文本”性的结构分析,而对其文化制约属性视而不见的弊病。这种注重“文化语境”的分析模式,更好地体现出基督教仪式音乐在其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宗教性(核心因素)与世俗性(表层因素)的一个纵横聚合的时空延展关系。通过这种分类,更能折射出仪式音乐所承载的宗教功能、社会功能、象征功能及文化功能,以及每一个结构层次音乐的整体观念。 在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文化观及音乐观的分析与研究中,作者运用民族音乐学的“局内人--主位观”与“局外人—客位观”的研究视角,以传教士为研究对象,以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为“文化支点”展开研究,借助于相关的文献史料,进行了思辨性的分析与阐解。认为基督教文化观及音乐观,在面临的当代特殊文化语境中体现出“排斥---认同”二元对立的双重认知标准。(杨民康2008b:59-66)据笔者理解,这种“双重认知标准”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文化局外人在面临“异文化”境地时,受到所谓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文化本位”思想的影响与束缚,经历着一种文化之间的强烈反差与震撼过程,及随后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磨合,传教士当初的那种强烈的文化偏见,已随着时光的流逝,潜移默化地表现为一种对当地传统文化的“文化适应”的心理态势。其实,有关这种现象只是相对而言,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研究对象”通常被认为是“主位”角色,而“研究者”通常被认为是“客位”角色。但是,随着研究者程度的逐步深入,以及长期“居住式”体察法的影响,会使研究者的审美观念、价值体系及思想信仰等在悄悄地“近经验”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因此,研究者当初的“文化偏见”进而会转变成一种对当地文化观念的一种“适融性”体验心态,甚至会出现完全融入到当地文化价值体系中。所以,当初的“客位”身份也会慢慢地转化为“主位”的角色。而对研究者来讲,由当初的“主位”身份,有时受急于推介自己本土文化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偶会出现任凭研究者“摆布”的情形。因此,也会出现相对于研究者的“客位”角色的情况。因此,以上两者有时会出现“互为主体”的现象。就此,笔者认为,传教士这种“排斥——认同”的双重认知观念的转变,也正是实现了一个“局外人”向“局内人”角色的互补,拉近了“近经验”的距离。同时,这种圆融的角色关系在两种文化(基督教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交流、碰撞及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种被认为是 “双赢”与“互利”的功利目的。同时,这种“排斥——认同”的双重认知模式的转变,在不危及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存与传承的前提下,实现了基督教音乐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与推广。 另外笔者认为,该著在对基督教音乐本体规律的研究中,结合音乐形态学的理论,进行了细致的、条理性的分析研究。(详见本书第六、八章)杜绝了一些学者认为的“搞音乐学闭口不谈音乐”的学术怪病。如对“基督教赞美诗的文字记谱法”特点的研究中认为,“从对西方基督教音乐乃至西方音乐文化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些文字谱中包含了从西方早期的梭发谱开始至今的多种文字记谱法的因素,它对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较具体而新鲜的素材,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同时重点介绍了“‘波拉德’苗文字母谱和景颇族地区使用的‘来嘎努’字母谱”。并对“波拉德”苗文记谱法与西方梭发记谱法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杨民康2008b:136-138)以笔者之见,作者的这种对基督教赞美诗记谱法的精细研究,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的广泛传承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音乐的记谱法是音乐文本传播和传承所依赖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方式。[1][2][3]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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